1937年10月19日，红一方面军完成了艰难的万里长征，终于到达了吴起镇。长途跋涉、历经风雨的他们，带着疲惫但满怀希望的心情，跨入了这片陌生的土地。
第二天，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向直罗镇发起了猛烈进攻，红军经过四天的激战，成功赢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。这一胜利不仅为中央领导层的决定奠定了基础，也为将全国革命的大本营迁至西北提供了支持。
紧接着，中央军委决定进攻延安的南大门——甘泉。时年耿飚是红一军团1师的参谋长，杨得志则是红一师1团团长。两位年轻将领接到命令后，带领部队向甘泉进发。
在刚刚经历了直罗镇的胜利，红军士气大振，大家纷纷骑上了缴获的战马。耿飚骑的是一匹青色的马，而杨得志则骑着一匹洁白如雪的马。行军途中，性格不羁的陈赓提议让耿飚和杨得志赛马。那时两人都年轻气盛，血气方刚，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个挑战。
展开剩余78%两匹战马飞驰而过，尘土飞扬，战友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。杨得志的白马体力更加充沛，渐渐地超过了耿飚的青马，领先了不少。就在杨得志快要到达终点时，前方的草丛中突然窜出一只野兔，白马被惊吓，猛地扬起前蹄，杨得志瞬间被甩了下来，重重摔在地上，昏迷不醒。
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周围的战友们都吓得一身冷汗。耿飚立刻赶过去为杨得志做起了人工呼吸，并让警卫人员将他抬上马背，继续前行。在行军了二十多里后，杨得志终于苏醒过来，恢复了知觉。这一事件让杨得志心有余悸，自此再也不骑那匹白马。
晚年，耿飚和杨得志在回忆这段往事时，都忍不住感叹道，那时的自己年轻气盛，什么都不怕，真是鲁莽又充满冲劲。
这次“赛马历险”成了红一师行军过程中一个惊心动魄的小插曲，幸运的是，并未引发更大的意外。大家在轻松和欢笑中，顺利到达了甘泉城下。
甘泉城依山而建，虽然城墙是由黄土堆砌而成，但夯得坚实牢固，且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面对如此坚固的防御，红军指战员们决定采用一种古老的战术——“放迸法”，也就是挖掘通向城墙的地道，并将炸药通过地道送入城墙下方，再进行爆破摧毁。
这个方法的难度在于地道施工时无法观察到地面上的情况，容易出现地道长短不一的情况。如果炸药没有准确放置到城墙地下，前期的所有努力都将白费。为了确保地道长度的准确性，1师的工兵营多次夜间进行测量和计算，最终才确定了合适的方案。
经过几天的努力，地道终于完工。为了确保爆破威力，工兵们从当地农民家中购买了一口棺材，将1000斤炸药塞进棺材内，再通过地道将其送到甘泉城的城墙下。与此同时，耿飚亲自指挥突击队，做好了准备。
总攻的那个夜晚，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响彻四方，土块和烟尘飞扬，整个天空仿佛都被震得颤抖。突击队随即朝着爆炸点冲去。然而，当他们冲到城墙下时，耿飚突然傻眼了——原本精心计算的炸药位置并不准确，距离城墙的垂直距离未被考虑，导致炸点设得过近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忘了利用地形的坡度，结果爆炸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
尽管如此，突击队已经冲到城下，不可能撤退。于是，耿飚果断下令突击队开始在城墙上挖洞，准备进行新的爆破。城墙上的敌人听到爆炸声后立刻警觉，急忙开枪射击，但因为突击队就在城墙下方，敌人很难瞄准，只能不断投掷手榴弹。由于甘泉城墙不高，手榴弹掉下来时直接砸向了突击队员，但还未爆炸，队员们反应迅速，迅速将手榴弹捡起并朝城墙上扔回去。
在这激烈的对抗中，一颗手榴弹突然在耿飚附近爆炸，弹片飞射而来，划破了耿飚的脖部，鲜血顿时喷涌而出。幸运的是，伤口并未触及到大动脉，耿飚保持清醒，立即想到自己身上还有一瓶云南白药。于是，他指示让人取出白药，及时止血，幸运地避免了更严重的伤害。
尽管如此，伤势仍不容忽视。得知消息后，彭德怀、陈赓、罗瑞卿、杨得志等老战友迅速赶来。彭德怀看到伤口后，严肃地说：“这么严重的伤，只用云南白药可不行，快让徐海东把戴胡子叫来！”
戴济民，红十五军团卫生部部长，接到消息后，不顾疲劳，骑着骡子赶了200多里赶到甘泉。看到耿飚的伤口，戴胡子严厉地责备他：“你伤得可不轻，贴近大动脉，一旦感染可能危及生命！”他立即给耿飚消毒、打针、包扎，并叮嘱他不要乱动。
耿飚和戴胡子曾在苏区相识，那时条件极为艰苦，药品匮乏，戴胡子常亲自上山采药材，医治伤员。如今，看着戴胡子用的是一流的药品，耿飚不禁开玩笑说：“你这小子怎么富了？”戴胡子笑着回应：“这些都是从兽医营里拿来的！”
虽然在这段艰苦岁月中，红军的医疗条件简陋，甚至用的是军马兽医的药品，但正是这种坚韧与无畏，才成就了那些曾经的英雄。
在戴胡子的照顾下，耿飚逐渐恢复。彭德怀担心他继续出征，专门派了警卫员随时看护。但耿飚依然迫不及待地要求前往东征战场。虽然伤势尚未痊愈，戴胡子坚持不同意，但在无奈之下，只能同意他的要求，最后为他送行。
临别时，戴胡子一再叮嘱：“一定要小心啊，那个地方危险重重！”
这样，耿飚带着尚未痊愈的伤口，踏上了东征的征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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