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，上级部门正式确认了空军领导班子的构成，确定刘亚楼、吴法先、王平章、常坤、王维五名同志担任空军党委的常务委员。
1957年，防空军与空军整合后，管理层得到增强。刘亚楼担任司令员一职，吴法宪则成为政委。副司令员包括王秉璋、刘震、成钧、曹里怀、谭家述、常乾坤和徐深吉等人。
观察名单可知，常乾坤是最早出任空军副司令员的人员之一。然而，随着领导团队的扩充与强化，他在名单中的排序却有所下降。
谈及空军领导团队中飞行技术领域的佼佼者，常乾坤无疑位居前列，其背景颇为丰富。常乾坤在空军中的飞行技术造诣颇深。若论起该领域的专业度，他首屈一指。他的职业生涯充满了不凡的经历。
1925年，他成功进入黄埔军校，并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次年，他再次通过考试，进入广州航空学校，随后被派遣至苏联，进入红军航空学校深造。完成学业后，他在苏联红军独立航空队担任准校领航员。由于大革命的挫败，他选择留在苏联继续发展，数年后，他转入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，专攻航空工程。
抗战开始后，他前往新疆迪化，途径苏联，在那里成为新兵营的航空理论指导教师，随后转至延安，持续投身于教育事业。
抗战胜利之际，他随众多延安干部前往东北，那里已有空军教育的初步架构，他也得以发挥作用。尽管未直接参与前线战斗，但他为新中国空军培养了众多人才。在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担任校长期间，他在三年多的时光里，成功培育出560名各类技术人才。
1949年，空军组建之后，他随即出任空军副司令员，并兼任训练部主管；到了1953年8月，他又被委以重任，成为空军第二副司令员，同时管理军事学校部，职位颇为重要。
然而，随后由于领导团队的增强，这位在空军领域技术精湛的将领，在职位排序上却有所后退。在副司令员的七人名单中，他位居第六。
谈及入党时间，在空军领导团队里，他是最早的成员之一；然而，若以战斗成就和革命贡献衡量，他在团队中相对靠后。至于他对空军的贡献，实际上被低估了。军队是个看重战功和战绩的环境，多数将领都是通过战场上的浴血奋战赢得地位的，而他并未直接指挥战斗，因此在资历上显得不够分量。
刘亚楼以其卓越的工作能力和高效的执行力著称，但其领导风格有时倾向于直接且强硬，倾向于个人决策，不太接受同级与下级的不同见解，这导致了他与几位副司令员间产生了分歧与隔阂。根据吴法宪的回忆记载，那些副司令员在刘亚楼面前显得较为“顺从”，未能获得应有的尊重。常乾坤因缺乏显著的战功，工作中又频繁受到指责，自我感知在空军中的位置不高，感到颇为沮丧。
常乾坤心中常有烦闷，时常向他人倾诉。在空军服役期间，他遭遇了不少排挤，感觉自己的发展空间受限，就像原本合适的鞋子不断被挤小，脚都快被束缚得不成样子了。
实际上，不仅限于他，其他几位副司令也曾面临相似的情况。所以，在刘亚楼缺席的党委会上，常委成员们期望通过政委吴法宪，向刘亚楼传达希望他能调整工作与态度的意愿。吴法宪作为刘亚楼的旧部，即便升任政委，对于向刘亚楼直接提出过多意见仍感为难，导致双方间的矛盾未能得到有效化解。
吴法宪提及，自刘亚楼病倒以来，他便很少再提出调整工作的诸多建议。
刘亚楼逝世后，党委随即召开了一次会议，集中讨论并指出了刘亚楼生前所犯的错误，吴法宪同样受到了指责。原因在于，他未能充分履行政委的职责，导致表面上看起来气氛和谐，但实际上内部问题重重。
当他从政委岗位调任至司令员时，由于前任刘亚楼的生前部署，他在内部面临了不少非议。若非外界力量的介入，他的司令员职位可能不会如此稳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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